張國燾同陳獨秀商談了中共“不采黨魁制”而采用“民主委員制”的建黨組織原則。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指出，陳獨秀主張：“中國共產(chǎn)黨不采黨魁制，如孫中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的總理。他舉出許多事例，證明中國過去各政黨因采黨魁制而發(fā)生了種種流弊。他主張中共采用較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聯(lián)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認為這種組織方式已由俄國共產(chǎn)黨證明其妥善，也適合中國的實際情形。他強調減低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也可以杜絕黨魁制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后來的實踐證明，陳獨秀的這一主張是正確的。在陳、張的談話中，陳獨秀提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織若干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小組，并立即開始宣傳、組織的工作。據(jù)張國燾稱，他住在上海法租界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二號陳獨秀家的這一段時間內，與陳的談話繼續(xù)了兩個多星期，談得很投機。張國燾真誠地支持了陳獨秀的見解和設計。

　　張國燾同李大釗策劃了北京建黨事宜，成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小組。1920年8月底，張國燾從上海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jīng)過告訴李大釗。李無保留的表示贊成。第二天，李大釗給陳獨秀復信，情詞懇切而確定。北京建黨的最早舉措，是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張國燾等。1920年10月，北京共產(chǎn)黨小組成立，主要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1920年11月底，北京共產(chǎn)黨小組改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北京黨組織的工作由此步入正軌。張國燾還同鄧中夏等深入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干得頗為出色。到1921年7月前，北京黨組織成員有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朱務善、李駿、張?zhí)�雷�?2人。張國燾是“一大”前北京建黨并負責組織工作的二號人物。

　　張國燾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同鄧中夏等組織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青年團的成立大會是1920年11月初在北京大學的學生會辦公室舉行的，由張國燾致開幕詞，參加會議的有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羅章龍、劉仁靜、鄭振鐸等40人。北大學生會負責人高尚德當選為書記。李大釗出席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大會，在這次會上張國燾當選為書記。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工作，是組織進步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建立共讀互助團，舉辦勞動補習學校，組織赴俄參觀考察。北京青年團是北京建黨的重要后備組織。

　　張國燾同共產(chǎn)國際代表魏金斯基、馬林溝通，商議了建黨前的一些籌備工作。中共的創(chuàng)建，得到了共產(chǎn)國際的關注和幫助。1920年4月，共產(chǎn)國際派代表魏金斯基及翻譯（楊明齋）等到達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張國燾參加了這次會見。不久，李大釗介紹魏金斯基一行赴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商建黨大計。1921年6月3日，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繼魏金斯基之后來到中國，抵達上海，同期到達的還有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李達、李漢俊同二位國際代表進行了洽談，但因種種爭執(zhí)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狀態(tài)。馬林的助手、翻譯張?zhí)�雷建議應與馬林改善關系，于是同張國燾一起訪看馬林。馬林同張國燾談到中共召開“一大”的籌備問題，彼此意見融洽。從此，張國燾便被推為與馬林繼續(xù)接觸的代表。根據(jù)原先的醞釀和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建議，張國燾、李達與陳獨秀、李大釗聯(lián)系商議，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包惠僧在其回憶錄中曾說：“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fā)展黨的工作問題，并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彪S即，上海黨組織負責人李達、李漢俊分別通知各地代表赴滬參會，還給每位代表匯寄了由馬林出資的100元路費。

　　陳獨秀時在廣州，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因公務繁忙，籌款辦學，委派包惠僧做他的代表出席“一大”。據(jù)包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回憶：“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xiàn)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

　　李大釗時在北京，因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主席，校務紛繁，北京同志為了不驚動李大釗，推選張國燾、劉仁靜出席“一大”。據(jù)劉仁靜在《一大瑣憶》中回憶：“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選派兩人赴滬參加建黨會議……由于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記得選舉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代表時，曾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能分身為辭謝，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睆垏鵂c回憶說：“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看來，陳獨秀、李大釗皆因“公務在身、校務紛繁”而未能出席“一大”。即使張國燾、李達等“函電交馳”敦促也無濟于事。這固然情有可原，不可責怪，但他們二位巨星卻委實錯失了一次重大的歷史良機。要是他們知道黨的一大后來產(chǎn)生了那么大的影響，他們再忙，恐怕也不會輕率放棄的。

　　張國燾草擬了《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草案）。這個宣言是1920年11月擬定的，有文獻檔案，據(jù)張國燾回憶是他起草的，題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chǎn)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由無產(chǎn)階級專政以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等。李漢俊等人雖不完全同意這個草案，但認為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馬林看了這個由張?zhí)�雷譯成英文的文件，表示這個草案在理論的原則上尚可，主要缺點是沒有明確地規(guī)定中共在現(xiàn)階段的政綱。

　　張國燾主持召開了黨的“一大”，是大會主席。此事有文獻檔案記載：從俄文翻譯過來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稱：“主席張同志（系指張國燾，“一大”代表中只有一人姓張——引者注）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大會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記述：“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睋�(jù)《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中包惠僧回憶：“我們開會推了張國燾為會議主席，這也是事前得到馬林同意的�！睆垏鵂c在《我的回憶》中也說：“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這一文獻和三個當事人的回憶，都確鑿印證了張國燾是“一大”會議主席，主持召開了“一大”。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南陳北李”未到會，會議的操辦只有由上海、北京大碼頭的黨組織負責人來實施，不可能由省區(qū)地方的任何人擔綱。但上海的李漢俊與陳獨秀有隙，在黨綱、黨章方面持有不同意見，裂痕頗深，氣得連上海中共的書記也不做了，把擔子撂給李達。李達做了一段代理書記，后來也不愿從政，到大學執(zhí)教去了。因上海二李不甚熱心，北京代表就慨然擔當了。二是北京方面代表劉仁靜沒有張國燾資深，且要先去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會議，故張國燾就于5月中旬“一大”前到達上海，與李達、李漢俊商議中共“一大”籌備事宜，并同國際代表接談。因二李都不善交往，在同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接觸時產(chǎn)生不快，難以溝通合作，馬林的翻譯張?zhí)�雷當時只是共青團員，不便干預黨內事務，而張國燾在同馬林的洽談中甚為融洽，于是張國燾便成為馬林與二李之間“居中調�！钡淖罴讶诉x，從而為主持“一大”奠定了人脈基礎。三是張國燾本身在五四運動中就頗有名氣，是北大的知名人士，且與“南陳北李”都有密切交往，又是北京中共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處事精明，為人圓通，故被推為“一大”主席是水到渠成的，是偶然中的必然。

　　張國燾主持“一大”時，“首先宣布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接著通過原擬定的四項議事日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并向大會說明關于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jīng)過情形”，然后“由各代表現(xiàn)行報告各地區(qū)工作狀況”。期間，張國燾同李達、董必武一起具體討論了黨綱修改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經(jīng)過代表們討論，后由張國燾歸納到會者的意見，提出了幾點結論為大會通過，認同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綱和政綱的要點。

　　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尼可爾斯基在一大開幕時熱情致詞，稱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chǎn)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zhàn)友。他希望中國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指導，為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作出自己的貢獻”。但他們二位沒有出席第二、三、四、五次會議，每次會后由張國燾向馬林報告會議進行的情況。

　　由于法國巡捕的騷擾，會議轉向浙江嘉興南湖的紅船內召開，最后通過黨綱和決議，討論黨的成立宣言，選舉黨中央領導機構。

　　張國燾被選為黨中央三人領導成員，擔任中央局組織主任（即實際上的首任中組部部長）。根據(jù)歷史文獻《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下半年）記載：代表大會“委托黨中央局起草了黨章。選舉了三個（人）同組成書記處，又選出了組織部和宣傳委員會。代表大會以高呼下面的口號而宣告閉幕：‘共產(chǎn)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chǎn)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討論選舉時，“一致認為現(xiàn)在黨員人數(shù)很少，暫不必根據(jù)黨章組設人數(shù)較多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只須選出三個委員，分擔書記、組織、宣傳等工作就夠了。根據(jù)這個決定，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也就是陳獨秀為黨中央局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新版也記載：“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弊詈螅�大會由張國燾致閉幕詞，祝賀大會的成功，并吁請各代表回到各地崗位上，根據(jù)大會的決定，發(fā)展黨的工作和組織。這樣，中國共產(chǎn)黨便正式誕生了。

　　張國燾起草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1921年8月中旬“一大”結束后在中國產(chǎn)業(yè)中心上海成立的，主任張?zhí)亓ⅲ▏鵂c），主要骨干有包惠僧、李啟漢、李震瀛、董鋤平、許白昊等，并創(chuàng)辦了《勞動周刊》，辦事機關設在北成都路19號（今成都北路899號）。張國燾等26人在《宣言》中宣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lián)合起來的總機關”，其使命是“要發(fā)達勞動組合”，“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并要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下設分部組織：北方分部（濟南分部并入）由羅章龍、王盡美負責，武漢分部由包惠僧、林育南（1922年春）負責，湖南分部由毛澤東負責，廣東分部由譚平山負責。在張國燾和書記部的領導下，各分部的工運工作迅速開展起來，組織了數(shù)次卓絕的工人罷工斗爭。

　　張國燾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率團參加了共產(chǎn)國際召開的遠東會議，并受到列寧的接見。這次會議稱為“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是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方面有張國燾、鄧培、林育南、王盡美、夏曦、鄧恩銘、張秋白等44人參加，張國燾是主要負責人。共產(chǎn)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致開幕詞并作主題報告。張國燾代表中國向大會提供了書面報告，并就中國形勢問題作了重要發(fā)言。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了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張國燾、鄧培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3人。列寧當時很關心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詢問張國燾這方面的情形。張國燾相告說：“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fā)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绷袑帉�張國燾的回答“似乎很滿意”。張國燾成為中共歷史上唯一受過列寧接見的黨的領導人。

　　張國燾籌備并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張國燾從莫斯科回國后，就著手籌備“一勞大會”。大會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廣州召開，173人代表全國12個城市34萬有組織的工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到會并講話，張國燾發(fā)表主題演說。大會通過了《罷工援助案》等文件。會上沒有成立全國總工會，規(guī)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運總通訊機關。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對“一勞大會”評價說：“這次大會的成功，無疑引導工人階級開始走向全國團結的道路�！睆垏鵂c為主任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從此擁有“指揮全國職工運動之權”。

　　張國燾參與領導了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2萬余人舉行大罷工，1200公里的鐵路頓時癱瘓。罷工的主要領導人有：張國燾、羅章龍、陳潭秋、項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楊德甫、林祥謙等。張國燾時為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特派員，參與了罷工的策劃和組織。但罷工后遭到反動當局的血腥鎮(zhèn)壓，釀成慘痛的“二七”慘案。張國燾作為罷工的最高領導人，在罷工遭到鎮(zhèn)壓后，力排眾議，當機立斷，下令復工，將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峰�！岸�七”慘案后，全國工人運動歸于沉寂，走向低潮。這是當時的大勢所然，不能完全視為張國燾等領導人指導工運的失誤。隨后，張國燾受馬林指派，于2月下旬前往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遠東局、赤色職工國際領導人匯報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及全國工運的情況，并就中國工運問題同他們交換了意見。

　　綜上所述，張國燾對中共的創(chuàng)建是有功的，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張國燾在其后來的政治、軍事生涯中變數(shù)很大，跌宕起伏，甚至干了一些令人嗤之以鼻的事情，最后窮愁潦倒客死在加拿大，那是另當別論的話題。

　　在中共創(chuàng)建尤其“一大”的重大事件中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除了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李達、李漢俊等，還有擔任“一大”會議記錄的毛澤東、周佛海，“一大”其他代表董必武等以及國外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等，共產(chǎn)國際代表魏金斯基、馬林、尼可爾斯基及其翻譯楊明齋、張?zhí)�雷，還有不是“一大”代表的李書城、王會悟等，都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貢獻，都是我們不可忘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