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號是國家主權的象征，是國家政權名稱的體現(xiàn)。從古至今，歷代建國者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確定一個合適的國號，這不僅是對國家權威的象征，也意味著國家內(nèi)外都能明確其存在和合法性。比如，當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一宣告，標志著新中國的國號正式確定，意味著新中國從此開始邁向獨立與自信。

　　然而，確定新中國的國號并非一帆風順。在新政協(xié)籌備會召開前夕，圍繞新國號的討論一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要圍繞三個方案展開激烈辯論。

　　其中，最早提出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方案，在討論過程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并且維持了較長一段時間。毛澤東是這一提案的堅定支持者之一，并在多個場合公開表態(tài)支持這一名稱。一個重要的場合發(fā)生在1948年，毛主席在給各民主黨派復電時，提到了這一國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著名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推進成立一個民主聯(lián)合政府。這一號召迅速得到了國內(nèi)各民主黨派的響應，并在5月5日，黨派聯(lián)合發(fā)出通電，表示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號召，期待新中國的勝利。

　　毛主席在復電中提到：“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tǒng)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首次出現(xiàn)在歷史視野中。

　　另一場重要的討論發(fā)生在1949年6月15日至19日的政協(xié)籌備會議上。這次會議是為了商討新中國建國大計，毛澤東主持并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他再次提到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號，稱其為新中國的最終目標。毛主席在發(fā)言時充滿激情，他宣稱：“中國人民將會看到，中國的命運已經(jīng)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國將如日出東方一般，以自己的光輝照亮世界，迅速地清除舊政府的積弊，恢復和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泵�主席更是在最后的致辭中連喊三個萬歲，表示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一國號的深深認同。

　　盡管毛主席支持這個國號，但在政協(xié)的部分代表中，引發(fā)了不同的意見和討論。首先，一部分代表認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號過于冗長，難以在實際使用中推廣。民盟和民建兩大民主黨派的創(chuàng)始人黃炎培、張志讓和雷潔瓊提出，如果名稱過長，可以不使用“共和國”二字，保留“中華人民民主國”，并且將簡寫為“中華民國”。他們建議等到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再考慮修改為“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此外，還有另一部分代表認為，國號中的“民主”和“共和”兩個詞義重復。張治中將軍和張奚若教授提出，既然“共和”已包含了“民主”的意思，為什么要重復使用？他們建議可以直接去掉“民主”一詞，國號應簡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些討論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提案逐漸獲得了廣泛支持，并最終在1949年8月17日的新政協(xié)籌備會會議中得到了修正通過。張奚若教授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首位提案者，并被最終采納。

　　然而，即使國號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有一段時間討論是否要在國號后加上“中華民國”的簡稱。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審議時，《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文件中，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后竟然還加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此舉再次引發(fā)了爭議。

　　面對這些分歧，周恩來總理在開國大典前的幾天，特意邀請了多位政協(xié)代表展開討論。部分老一輩革命者認為“中華民國”國號歷史悠久，且深深植根于國民心中，是否繼續(xù)使用應尊重歷史。不過，也有不少與會者，尤其是參與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如周致祥等人，堅決反對繼續(xù)使用“中華民國”這一稱號，認為它已成為蔣介石政權的象征，不能與新中國的理念和革命性質(zhì)相符。

　　最終，經(jīng)過長時間的討論和反復權衡，1949年9月27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決定將“中華民國”的簡稱從國號中去除。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新中國的正式國號，終于確定下來，并且沒有再出現(xiàn)任何爭議。

　　這一過程，充分展示了新中國建國初期民主討論的復雜性和歷史深度，也印證了中國人民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尋找和確定自己身份的堅定決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