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道路如何進行成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內部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展開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爭，并且逐步演化為關于政治領袖的角逐和斗爭。

　　具體表現為隨著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侵略之后，共產黨內部是否應該積極抗日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對于王明來說，他依靠共產國際的政治背景，發(fā)表了很多不切合實際的看法，而毛澤東則認為應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

　　最終，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得到了黨內大多數和共產國際的支持，這場政治領袖的角逐最終以毛澤東的勝利結束。

　　按照王明和毛澤東兩個人的入黨時間對比，毛澤東作為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他可以說是共產黨的早期創(chuàng)立人之一，而對于王明來說，他是在1925年加入共產黨，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指示。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憑借米夫的扶持，他控制了校支部局，并逐漸形成了以他為首的團體，即“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王明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支持下奪取了中央領導權，出任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實際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兩相對比中，當時的毛澤東雖然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是在當時并不是中央的領導人。一方面就是因為毛澤東的資歷不夠，而且對于毛澤東的背景來說和其他人相比也比較弱，所以在前期毛澤東的政治影響力極為有限。

　　另外一方面就是毛澤東一直倡導的農民起義，以及其后來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戰(zhàn)略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認可和支持，毛澤東在1927年至1931年期間領導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發(fā)展了紅軍和蘇維埃政權，但仍受到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指責。

　　王明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奪取了中央領導權，出任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實際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1932年8月，王明出席了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第十二次全會，并且他在會上成功當選了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隨后他便開始遙控指揮中共中央，而且常常還以共產國際的口吻來對中共內部橫加指責。

　　然而在這樣的“遠程遙控”之下，自然是對戰(zhàn)場的實際情況知之甚少，尤其是對于王明來說，本身就是一個熱愛冒險的投機分子，所以在他的左傾冒險主義下，使得黨的白區(qū)組織遭到了嚴重損失。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更是在他統治的四年之中損失了百分之九十，更為關鍵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差點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1935年黨內在長征路上順利召開了遵義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確立了毛澤東的黨內領導權，使得中共革命轉危為安，有效的保護了中共革命的火種。

　　但是，這次會議實際上是與共產國際失聯的情況下召開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共產國際并不知道毛澤東實際成為了黨內的領導。換言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并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

　　而當時還在莫斯科遙控指揮的王明得到消息以后很是憤怒，認為這是不尊重他的領導地位，并且要回國算賬。

　　1937年11月14日，王明離開了莫斯科回到了延安，并且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繼續(xù)在黨內保有較大權利。

　　當時，全面抗戰(zhàn)已經爆發(fā)，日軍的局部侵華已經數年之久，同年王明飛往武漢并且希望能夠和蔣介石進行談判，將抗戰(zhàn)勝利的希望寄托于蔣介石身上，甚至幻想能夠和蔣介石結合實現速勝。

　　再次回到延安以后，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堅持要和國民黨合作，并且寄希望于蔣介石，但是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他的想法并沒有得到通過。

　　在這里，王明不顧中央的反對和決策，執(zhí)意發(fā)表了與中央意見相左的報告，并且還冒充了毛澤東的名義進行談話，把自己的觀點當作是中央政治局的觀點在武漢大肆宣揚，而后也是遭到了中央的猛烈批評。

　　但是，毛澤東對于抗日戰(zhàn)爭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認為當前的中國實力較弱和日本相比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想要實現速勝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須要和日本人打持久戰(zhàn)。

　　在1938年毛澤東更是發(fā)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zhàn)》，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詳盡論述了自己關于抗戰(zhàn)的觀點，而后根據實際情況更是證明毛澤東的看法是極有遠見的。

　　所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也進行了表態(tài)：“中共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王明‘不應爭當領袖’�！�

　　這實際上是肯定了毛澤東的地位，也同樣是對王明之前所犯錯誤的總結，而在這次會議之后，毛澤東的黨內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后來，毛澤東也是這樣評價六屆六中全會：